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就是被称为“古怪的一对”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凯尼曼和经济学教授弗农·史密斯。美国商业周刊在线对此揶揄道：“丹尼尔·凯尼曼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也许是他能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大理由。”

|    之所以有这些争议，因为两个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史密斯教授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因此他也就成了“实验经济学之父”。而丹尼尔·凯尼曼则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又是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会员，但他同时也是实验心理学家学会会员。凯尼曼教授显然对他的后一种身份更为认可，他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位心理学家，实际上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正是凭借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而他的最大贡献，则是他把心理学引入经济学领域，并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做出的修正。

    被众多财经类媒体奉为圭臬的理性大旗，一直是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建起来的经济学往往无法对现实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我们看到，在各种经济学的定义中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而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无疑大大降低了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而凯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在非理性的不确定情况下人类行为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人的理性行为扩展到非理性行为。

    凯尼曼研究成果的一大亮点来自对于传统经济学中期望价值理论的颠覆。期望价值理论从“决策者是理性的自私人”出发，指出决策行为总是人们对自己认为的价值经过计算之后，在进行主观而无偏的概率估计结果中，力求最大化的期望价值。根据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先验信息。但是凯尼曼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往往并不遵循期望价值理论而是使用一系列的启发式策略进行直观判断。实验和调查表明，许多行为看上去是理性的，其实却是非理性的。

    比如对频率和概率的估计，人们往往会利用记忆中最容易提取的信息进行主观估计，而不是遵循大数法则，这种搜索方式的有效性和事件可想象的难易程度的影响往往造成认知上的偏差。当被问到：“每年因飞机失事和被毒蛇咬伤致死的概率哪个更大？”人们往往更容易选择前者。因为在媒介的传播中，对飞机失事的报道更为频繁和重要，从而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而实际是二者的概率几乎相同。这一理论不仅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人的行为规律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而且也对我们的现实提出了警示。

    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宣传，使我们对经济危机特别是通货膨胀的认识更为熟悉，也对通货膨胀的危险认识更为充分。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更多的是对通货膨胀的防范，而对消费不足造成的紧缩考虑较少（与开放前期消费能力弱也有一定关系），这种习惯性思维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可以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中看到，比如对通货膨胀的危险预防远比通货紧缩更为积极。这不能不说多少含有市场经济发育“儿童时期”的记忆，以及与1980年代那场短暂的经济危机的记忆有关。这种记忆导致本人在大学时期的有关经济的一点教育也基本都和预防通货膨胀有关，那时银行系统不过5万亿元的存款更是被认为“猛虎出笼”，必须严加看管。而近期，经济生活中的主旋律逐渐被“过热”二字代替，这不仅让人担心这种强烈的社会心理同样会影响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增长数据的研究，既让人担心所谓增长计划的过低导致对经济实际运行的误判，也让人担心个别数据的风吹草动引发宏观政策对正常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

    同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认为本该严谨严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也会因为考虑民众情绪的影响，从而造成政策偏差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对房价高企的情绪化已经使房地产问题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那么针对房地产和房价的调控政策是否也受了这些情绪的影响呢？

    凯尼曼的另一类测试表明，在对某些事件没有经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根据该事件可想象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它的发生概率。例如，从一个81人组成的样本中抽取2人组成委员会和从一个同样的样本中抽取79人组成委员会，这两种情况的组织方式各有多少种？在分别对两组被试进行直觉判断中，发现第一种情况下，被试估计的数量要远大于第二种情况。但实际上，两种情况的数量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在81个人的样本中，抽出2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剩下的79人就相应地组成了另一种形式。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无非是两个人的组成情况更容易在想象中进行。

    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会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比如对于共同富裕的梦想一直是所有社会改良的终极目标，但是对于共同富裕路径的选择却常常失之简单粗暴。从历史上看，最常用的方式，无非是“杀富济贫”、“损有余以奉不足”，这种方式不但没有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但是，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也是最容易被唤醒、最富鼓动性和诱惑力的、同时也是最快速“脱贫致富”的方式。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之前，这也是最经常使用的方式。即使在今天，集体的“仇富意识”也不过是这种简单思维方式的变种。因此，在选择共同富裕的路径的时候，如何既要避免社会情绪的影响，又要避免“简单粗暴”，仍然是公共政策选择领域的一道难题。